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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骄傲:中国商业第一家族,荣氏百年

2018/6/8    来源:漯河曹洪面粉机械有限公司
        成功的商人大都有机会主义者的禀赋,将看似无解的处境变为生财的通道。荣氏兄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 
  时局不利,行业危机,茂新面粉厂再次上演撤股闹剧。荣氏兄弟坦然接盘,将茂新变为自家企业,尔后励精图治,提高产品质量,以“兵船”杀出洋粉重围。与此同时,振新纱厂亦拨云见日。
 
  荣氏企业在1910年遭遇的信用危机不过是兴盛的前奏。20世纪初期,辛亥革命、第一次世界大战,创造了巨大的空白市场,等待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行者占领。在荣氏兄弟精心经营下,面粉、棉纱事业两面开花,远销欧洲市场,由此赢得“面粉大王”、“棉纱大王”之名。
 
  茂新面粉厂浴火重生
 
  荣宗敬与荣德生比谁都清楚,茂新石磨面粉机迅速做大固然有其可取之处,但根本原因是匮乏竞争。仿佛自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,生意越好,越有紧迫感,他们想着要赶在竞争激烈前提高自身实力。
 
  可惜的是,他们还是慢了一步。刚跨过1906年的年关,坏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。
 
  日俄战争让茂新等小厂突然崛起,即便感觉迟钝的人们也认识到这个行业的潜力,于是在战争后期,江南一带出现开办面粉厂的热潮,一夜之间,涌现出数十家面粉厂,对小麦的争夺,变相抬高了小麦收购价。据《荣家企业史料》记载: “在阜丰、华兴开设初期,小麦市价极低,每石常在2(银)元左右。后来裕丰、裕顺、中兴、立大等厂相继设立,户数日多,用麦量激增,麦价上涨到3.5(银)元左右。”
 
  夏天,小麦歉收的消息加重了本土面粉制造商的忧虑。与此同时,洋面粉大肆倾销,进一步加剧竞争程度。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,东北市场面粉需求大减,供过于求致使面粉价格迅速跌落。在原料涨价和洋面粉倾轧的夹缝中,连年亏损的本土面粉生产商自发地结合起来。在某种程度上,产业结盟既是抵御外部竞争的手段,也是上游谈判的筹码,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结盟之路。各式“联盟”纷纷成立之际,如果不愿加入其中,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新的联盟。
 
  茂新面粉厂也不例外。它加入了一个名叫“办麦公会”的组织。从名称上不难发现该组织的目的,即共同压低小麦收购价。事实上那时麦价之高,到了“粉贱麦贵”的地步,多数面粉厂都在亏本。除此之外,组织还包括彼此联系、互不侵扰、约定统一粉价等惯常条例,不外乎形成价格联盟,抵御竞争。“办麦公会”会员均在上海、无锡两地,除茂新之外,还有中兴、华兴、立大、裕丰、裕顺、阜丰等6家,其中阜丰资格最老,茂新次之,约定共进退、同荣辱。
 
  当“联盟”取代单家工厂出现在谈判桌上时,议价能力其实又回到单家工厂水平,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倒置难题。“粉贱麦贵”的状态持续发酵,许多面粉厂纷纷倒闭,茂新数年积累被消耗一空,荣德生急向聚生钱庄借款8万两,后又借款4万,茂新面粉厂才不至于被冲垮。
 
  在这场行业危机面前,洋面粉质优价廉,将本土小厂打得落花流水。荣氏兄弟总结经验,“要增强企业竞争能力,非提高产品质量不可”。洋人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,所以产品质量稳定并且低价。于是,荣宗敬与荣德生制订“添机改造计划”,决心对厂房和机器进行升级改造。
 
  因债台高筑,借贷无门,硬件升级计划一度搁置,但两兄弟均将之作为战略目标,不敢掉以轻心,每次到上海出差,他们都竭力打听国外的先进机器和销售渠道。如是三年,茂新面粉厂连续亏损,折损2万多银元。1909年,个别股东因茂新连年亏损丧失信心,自愿将股份低价出售,荣氏兄弟得以以面值1/7的价格大量回购股票,由于资金不足,唯有“欠人,赚下还钱,方有发达之日”。
 
  1909年,得知美国商行恒丰洋行在上海出售美国最新式面粉机,并提供办理分期贷款业务。荣氏兄弟商议决定贷款采购18部新机,将产能一举提高到原来的9倍,且面粉质量也随之显著提高,销路转旺。
 
  此时,两兄弟产生品牌意识,推出“兵船”品牌,统一商标、改进包装,用上等白布制作面粉袋,容量大过别家,并顺应顾客的侥幸心理,在袋内放置银元作为“彩头”。因产品口感上佳、质量可靠、价格合理,畅销沪上,知名度随之提高。很快,“兵船”打败资深面粉厂阜丰旗下的“老车”牌,还与洋面粉展开正面较量,一时为国人所称道,“兵船”遂成国产名牌。
 
  振新纱厂的“拯救者”
 
  几乎与石磨面粉机走出危机的同一时刻,荣氏兄弟涉足的纱厂生意也拨云见日,成为能与洋纱抗衡的为数不多的本土产品。种种迹象表明,1910年,他们的事业正在走向人生第一个高潮。
 
  然而,事业之初并不顺利。经营纱厂与面粉厂一样,都经历了一番挫折,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才踏上正途。
 
  早在1903年,荣德生去杭州出差,偶然参观通益公纱厂,初步了解了纱厂经营运转后,便产生了开办纱厂的想法。回到上海后,荣德生与荣宗敬交流,他们认为,“发展实业,应从吃、穿两门入手”,“吃”、“穿”两项,是国人大事,已有面粉厂,还差一家纱厂,遂开始酝酿开厂事宜。
 
  1905年,茂新实力壮大,开纱厂的计划呼之欲出。这年7月,无锡富商荣瑞馨在上海北京路寿圣庵宴请宾朋,多是无锡在沪商人,荣家兄弟也在被请之列。席间,谈及时兴的纱厂风潮,一干人兴趣大增,各谈见闻,颇有共谋大事之意。也有几人早已合伙,在上海开办了纱厂。
 
  见此,荣德生欠身而起,朗声问道: “请教各位,若办纱厂,为何不去无锡?”有人礼貌回应: “确是内地机会好,不过如今局面已定,有机会再说吧。”荣德生原来有备而来,听闻此言,当即从袖中取出预备好的章程草案交与众人,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纱厂计划。两年来他不断完善计划,择机而立,如今,这个计划成功征服了这些精明的商人,于是决定,“照此决定,再做一局”。
 
  席间的喧哗引起荣瑞馨的注意。他一直旁听不语,待众人平静下去,才发表意见。荣瑞馨资历最老、财力最大,并和荣氏兄弟是本家,对这个计划点头赞同。随后西门子洋行买办叶慎齐、禅臣洋行买办张石君、大丰布号鲍咸昌、保康当铺老板徐子仪表示愿意入伙,连同荣氏兄弟,一共7人,集资27.08万银元。其中,荣瑞馨为大股东,全盘统筹,荣宗敬和荣德生共认股3万,属于没有实权的小股东,只是给纱厂筹建出谋划策,议定厂名“振新”。
 
 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,1907年3月21日,振新纱厂开工投产,28台英国纱机,每日出纱22~23件。然而,仅半年时间,40万元的亏损将开业带来的美好期待一扫而光,工厂濒临破产。
 
  亏损的原因是管理不善,经理张云伯常年住在上海,对企业经营不闻不问,副经理徐子仪是当铺老板出身,喜好读书不懂生意,对纱厂经营一窍不通。7名股东,分为上海、无锡两个阵营,时常意见相左。管理层莫衷一是,一味提高售价,产品严重积压,债务越来越重。
 
  一天,荣瑞馨和张石君、叶慎齐商议振新出路。考虑到7名股东只有荣氏兄弟有实业经营经验,而振新纱厂正因缺乏管理混乱而陷入危机,于是决定请他们“救火”。当时石磨面粉机有所恢复,且不忍就此失败,荣氏兄弟爽快应下。随后,振新召开股东大会,荣宗敬被任命为董事长,荣德生担任经理,于是荣氏兄弟在5年之后终于有机会亲自经营管理纱厂,尽管是以“拯救者”身份出现。
 
  纱厂与面粉厂在本质上相同,荣德生将面粉厂的那套经营方案用于纱厂管理,取得显著效果。其一,对财务、原料、库房进行清查,厘清核实资产。其二,深入棉花产地了解收购行情,竭力降低采购成本。其三,精简生产环节,排除不必要的工序,排除浪费。如是将产品价格降至市场平均水平,迅速打开销路,财务状况得到有效改善,逐渐扭亏为盈。
 
  经过一年的整顿,振新纱厂起死回生,所出品“球鹤”牌棉纱质优价廉,在上海市场可与日本“蓝鱼牌”匹敌。从此,荣氏兄弟在厂内和业界威信大增,频频出入公会组织,俨然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。石磨面粉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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